2019年12月28日，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信息化时代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系列学术报告，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本校的学者共同探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历史地理信息化，历史GIS以及数字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

在学术报告的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夏增民首先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复述了举办此次报告的目的。他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认真、扎实的个案研究，不断进行学术积累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信息化时代推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互相交流、共同合作，齐心协力提高学术增量。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赵耀龙以藏传佛教寺院研究为例，提出了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地理信息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地理信息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信息，属于地理信息范畴，针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需要形成一套历史地理信息采集、储存、分析、可视化表达的技术和思想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胡迪利用《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构建了1910—1912年官员的任职时空轨迹和任职时空轨迹相似度计算模型，以期通过基于高质量数据库的量化分析推动清代官僚结构、政治运行、社会变动等问题的研究。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的翁子扬讨论了“时空数据介入下的山水画空间”等相关问题,认为新时代的信息技术能够为解读艺术图像中所蕴涵的社会环境、人物轨迹和生活趣味等人文信息提供很大帮助。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哲通过中国旧海关数据、近代邮政舆图数据和对近代城市经济数据的整理、可视化和GIS化，重建了近代中国的邮政空间；同时提出，邮政空间是一个极佳的“近代化”发展水平的外在表征指标。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数字人文”工作室的潘威指出，在历史地理信息化2.0时代，建立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模块化历史地理信息平台，需要重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应该被置于首位。另外，环境与社会经济的长期关系也非常重要，作为历史地理工作者，需要用更多鲜活事例反思以往的“对曲线”模式。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与会学者表示，在大数据时代，能够生产数据的历史地理学在目前具有很大的学科优势。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的特殊性，要求相关研究者要以学者的社会责任为目标追求，摈弃学科界限思维，加强研究合作和数据共享，共同在学界多发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毋有江、华中师范大学郭涛两位老师以及包括本校在内的武汉地区各高校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讨论。